二战时期的歼击机设计遵循了多项核心原则，首要目标是夺取制空权。设计师们将空战机动性作为关键指标，通过优化气动布局和减轻机体重量来提升飞机的盘旋能力与爬升率。发动机功率与推重比直接影响格斗性能，因此各国普遍采用大马力液冷或气冷发动机，并尽可能减少结构冗余重量。武器系统多集中于机头位置，配备机枪或机炮以保证射击精度，弹药携带量需平衡火力持续性与机动性需求。
战场环境适应性是另一项重要设计准则。为应对不同战区的地理特点，歼击机需要具备良好的起降性能，这促使设计师采用大翼载机翼和前三点式起落架。航程指标根据作战任务分为短程截击型和远程护航型，通过增设副油箱或采用层流翼型来延长作战半径。维护便捷性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，发动机舱盖采用快拆结构，武器系统配备简易校准装置，确保野战条件下的快速维修。
技术可行性原则深刻影响着设计方向。金属应力分析和风洞测试技术的进步，使得全金属半硬壳结构成为可能，既保证强度又控制重量。生产工艺考虑批量制造需求，英国喷火战斗机采用曲面玻璃舱盖而非平面设计，就是基于当时英国玻璃成型技术的优势。各国根据工业基础选择不同技术路线，德国偏好精密机械加工，苏联则侧重简化工艺以提升产量。
战争中期出现的能量空战理论，直接催生了注重垂直机动性的机型设计，如P-51D的大展弦比机翼。针对轰炸机拦截任务，部分机型牺牲机动性换取高速性能，安装涡轮增压器以提升高空作战能力。夜间战斗机则需容纳雷达设备，机身结构进行针对性加强，座舱布局调整为利于夜间观察的样式。这些演变体现出设计原则与实战经验的动态结合。
采用通用化设计降低零部件种类，如德国Bf-109系列持续改进而非全新研制。材料选择考虑战略储备，日本后期机型大量使用木材替代金属。简化电子设备配置，仅保留必要仪表和通讯装置，这种务实做法在保证基本作战效能的同时，显著提升了战时生产效费比。这些经济性考量与性能指标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设计评价体系。
